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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序》等。

王羲之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南渡后朝政之稳定，皆赖其力。当时有民谚：“王与马，共天下”，史书上亦曾记载东晋建立甫初王导与皇帝共同接受大臣朝贺。可以想见其家族之煊赫。

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择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他在当时是朝野看好的人物。

据史书记载，朝廷公卿看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却屡屡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至长史，晋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后来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即出自于他的这一番经历。

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王旷善行、隶二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夫人名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

以后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见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经观摩各家，博采众长，终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书法长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在汉魏质朴淳厚书风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书圣”。

另外，据史书记载，王羲之还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世说新语》里曾说：“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八字，即指其富赡的内心世界。

王羲之晚年移居于剡之金庭（今浙江嵊州市金庭镇），与当时名士谢安等在此寄情山水，安度晚年，去世后即安葬于瀑布山下（史传此地为道家的洞天福地之一）。

个人成就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

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天质自然，丰神盖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等，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羲之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钱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晋大令《保母志》并小砚于稽山樵人周，二物予皆亲见之。志以砖刻，砖四垂，其三为钱文，皆隐起，已断为四。归王氏，又断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按，元迹“知”字旁笺）。第六行缺十二字，犹可考，曰：“中冬既望，葬会稽山阴之黄閍（今作“祊"）。”砚背刻“晋献之”，字上近右，复有“永和”字，乃划成，甚浅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砚石绝类灵璧，又似凤味，甚细而宜墨，微洼其中。或以为王氏旧物，用故洼，非也。按米氏《书史》，晋、唐砚制皆如此，点笔易圆也。自兴宁距今八百三十载八（按，“八载”，元迹倒写），异哉！物之隐显，抑有定数，而古之贤达，皆前能（按，“能前”，元迹倒写）知之欤？又按《画记》，大令以晋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终，上推至乙丑岁，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语翰墨之妙，固不论也。此字与《兰亭叙》不少异，真大令之名迹。不经重摹，笔意具在，犹胜定武刻也。梁虞和云：“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郡。故三吴之地，偏多遗迹。”盖右军自去官后，便家山阴，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云门寺乃大令故宅，去黄皆不远，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军与怀祖（王述）同家越，右军郎邪族，怀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自别。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此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叙》、《乐毅论》合，已外虽《东方赞》、《黄庭经》亦不合也。三者《兰亭叙》世无古本，共宝定武本。定武本刻于数百年之后，宁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时刻，笔意都在，求二王法，莫信于此。四者不惟书似《兰亭》，文势简秀，亦类其父。又与叔夜、伯伦、渊明、远公所作，同一‘标置。五者定武《兰亭》乃前代巧工所刻，尝以他古本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惟取笔力，不求圆美。“双”字之掠，“夫”字之磔，“载”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画。盖古之能书者多自刻，钟元常刻《受禅表》，李北海之寓名黄仙鹤、伏令芝之类。此砖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妇人，而能文善书入元，乃知当时文风之盛，妇人可称者不独杨皇后、魏夫人、卫茂猗、谢道蕴辈。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从师友，退居于内，亦使之（按，元迹“之”字旁：）妇人之能文艺、知道理者与之处。宜乎子敬为晋名臣也。七者预知八百年余（按，元迹“余年”倒写），事虽近于异，然古之贤达如此者众，伊川之为戎，樗里之知葬，此出于神明虚旷，自然前知，岂必运式持筹而后得之哉？但此字较之《兰亭》，则结体小疏，当是年少故尔。右军书《兰亭》，时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数日与诸名公极论，因备著之。

《保母志》与《兰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兴、岁、丑、日、终、以、曲、水、于、悲、夫、后、者；与右军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王、勤、书、善、七、十、三、二、月、六、无、小、冥、贞、而（二）；其尝见于（按，元迹“于”宇侧注）大令杂帖者三字：献、（二）宁；而见于《兰亭叙》、右军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验者凡四十五字，余六十字，如：保、归、柔、恭、属、解、释、交、螭、墓、志等字，尤精妙绝伦，晋、宋以来，书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了洪法师携墨本自钱清来示余，且言六月六日过王君，有野人自外至，出小砚以馈王君之子，云春时斸山得之。洪取视，见砚背有“永和”及“晋献之”字，知是圹中物。问：“有碑否？”野人云：“一砖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来，是时犹未断也，验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未具，又使寻之。旬日乃以后五行来，断为三矣。一以支床，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为小儿垒塔，上有“曲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处，碎而复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门外，去钱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异矣。王君携砖砚入都，余得借观累日。或以为王君赝作以欺世，亦有数人刻别本以乱真者。然余观此志，断非今人所能为。予学书卅年，晚得笔法于单丙文，世无知者。谛观此刻，若合一契，而谓王君能为之欤？诚使今人能为之，则别刻本便当并驾，何乃拙恶如彼也？或谓大令晋人，不应于研背自称“晋献之”，此见其伪。亦非也。大令刻砚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后且出，故先书晋以自见。又案历代印文皆不称代，惟魏、晋率善令则曰：“魏率善某官”，“晋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犹得称晋，殉葬之研不得称晋乎？或谓又（按：元迹“又谓”倒写）蜀为李氏所据，久非晋有，安得广汉人而为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献之之称郎耶，是时晋岂有郎耶哉？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今西北人子孙多矣，然亦（按，元迹“亦”字侧注）各从其父祖言之。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尔后蜀虽乱，而晋遣使（按，元迹“使”字旁：）罗尚在蜀甚久，不可谓蜀非晋有也。永兴元年李雄克成都，军大饥，蜀人流散，东下江阳。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时矣。或又谓佛之徒称释，起于道安，大令时未应有释老之称。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经》云：“四河入海，与海同流；（按，元迹“流”字：）咸四姓出家，与佛同姓。”释，佛姓也，此土谓佛为释久矣。志称释老，以佛对老，非谓佛之徒也。《晋史》云：“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是也。然道安以前，比邱各称其姓。道安欲令皆从佛姓，初不之信，后得《阿含经》，始信之。尔后此土比邱皆姓释，如释惠远是也。案何充是中兴初人，道安、习凿齿皆依桓温于荆州，正与大令同时，亦非异代事也。或谓此字多似《兰亭》，疑后人集《兰亭》字为之，此又不然。大令宇与《兰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试以《官帖》第九卷中行书帖较之，《相过》一帖同者十八字：相、终、无、日、在、未、暂、坐、感、感、得、古、尽、痛、此、所、不、流；《思恋》一帖同者九字：事、既、将、视、左、右、无、喻、尽；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操、之、岁、尽、感、怀、不、亦、情、得；《静息》一帖同者四字：静、是、极、无；《发吴兴》一贴同者八字：吴、兴、感、喻、不、静、兄、情。其他三两字同者，不可胜纪。右军、大令既是父子，不应疑其书迹之同，今人父子书迹同者众矣。大抵大令字与《兰亭》合，纵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况、吴、娱、掺、参，是也。纵是行草，下笔亦合，如：无参、，是也。又案唐人集右军书碑，率多俗恶，此则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跳灶矣，决非集字也。或又谓降自南朝，始有铭志埋之墓中，大令时未应有之。此又不然。汉谢君墓砖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谢君造此墓砖。”又武阳城东彭亡山之巅，石窟中有汉章（按，元迹“幸”字侧注）帝建初二年张氏题识三所，洪氏《隶释》云。此亦埋铭之椎轮也，其不始于南朝明矣。或谓东坡《金蝉墓铭》云“百世之后，陵谷易位。知其为苏子之保母，尚勿毁也。”此末章似之为可疑。予谓东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数之必然，作者之言自应相迩近。越人于地中得一石，有诗云：“笑椎画鼓过江东，身到蓬莱第一峰。坐看海云迎日出，千山浑在（缺二字）中。”末章又与东坡《潮》诗合矣。东坡固是文宗，然以两《保母志》较之，高识者自能定其优劣也。或又谓保母王氏之妾，不当言归王氏，《金蝉碑》谓之隶苏氏为当。予谓既曰母矣，称归何嫌？且东坡铭其弟之保母，故称隶。使子由自铭，则不忍称隶矣。此以见古人之忠厚也。

世人好妄议如此，令人短气。予恐流俗相传，诬毁至宝，故不得不力辨。虽然，妄议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见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砖既入土八百余年，已腐坏，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时已觉昏钝，摹之不已，日就磨灭，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予既作此跋，将书以赠千里，以疾见妨，自四月至于九月乃竟。既致诸千里，后月余，过钱清，与元卿、千里同观，聊记其后。番易姜夔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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