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古严州文化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新化人八字特征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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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严州文化又被称为梅州文化和梅山文化.

梅山文化

梅山文化是至今仍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的一种古老的原始渔猎文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界说似乎已基本认同。但从已有的研究论著来看，对梅山文化原始特性的理性分析却尚未展开。本文试从梅山文化的原始数理思维入手，探讨梅山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梅山”、“张五郎”等梅山文化重要文字（语言）符号的真实内涵，以此来认识梅山文化在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生成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珍贵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我认为，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梅山文化应解决的一个关键性课题。

一、梅山原始巫术中的“三”崇拜与中国古代数理文化“三生万物”的源流关系

“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原初思维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中国初民的“结绳记事”，与后来发展形成的易卦数码推演系统，以及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阐释的“数是宇宙的本原，自然界是受数字支配的”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人类在认识“数”、掌握“数”这个工具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迷茫的原始数觉（“Number Sence”）时期。何谓原始数觉呢？原始数觉是人类童年时期对“数”的一种朦胧意识，即觉察数之有无与数之多少的感知能力。它犹如“味觉”、“嗅觉”、“触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感觉。

作为一种本能感觉，原始数觉并非人所专有。美国数学家丹齐克研究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某种原始数觉。如，在有些鸟类的巢中如果有四个卵，那么你可以放心地拿走一个，鸟不会觉察；但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会逃走。乌鸦也有某种原始数觉，它能辨别“四”位以下的人数。人类童年时期的数觉范围与某些鸟类一样，也是极为有限的，很少能达到“四”。“所以，在人类文明诞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三’往往也就成了与原始数觉相应的极限数，并且，因其极限性数位关系历史地常被人们用以表示‘多’的意义。”①许多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英文的thrice和拉丁文的ter，都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

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用“三”座山来指代“很多的山”，用“三”棵树来指代“很多的树”，用“三”根火苗来指代“很多的火苗”，用“三”个人来指代“很多的人”——这就创造出了“山”、“森”、“火”、“众”等汉字（在甲骨文中，“山”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森”是“三棵树”的象形；“火”是“三根火苗”的象形；“众”字下边是“三个人”）。在古汉语中，还直接以“三”（以及三个“三”即“九”）来表示“多”。

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中，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和易卦的“单卦”、“重卦”编码都受“三”的制约：首先，易卦的“阳爻”和“阴爻”相加之和为“三”；其次，易卦的八个“单卦”均由“三”根爻叠加而成；再次，易卦的六十四个“重卦”亦均由两个“三”即两个“单卦”进行不同的叠加排列而成。

毫无疑义，在中国初民的原始数理思维发展过程中，曾存在一个无法超越“三”、对“三”充满迷惑、恐惧和敬畏的原始数觉时期。通过对梅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我们惊讶地重睹了那个时期。

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浸透了原始巫术的因子。古代的梅山人和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在进山狩猎前要举行“安梅山”的原始巫术仪式。所谓“安梅山”，即给“梅山神”设坛并举行祭祀。安“梅山”要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僻静地方，或安在“三”岔路口的古树下，表示梅山神在此；土家人安梅山大都选在屋角右侧空坪中的隐蔽洁净处，用岩石砌“三”面墙，上盖一块岩板，前面空着为门；猎人到了山上，如果发现野兽脚迹，要扯“三”根茅草，把草尖挽个疙瘩，放到“三”岔路口，拿块小石压上，这叫“封山（封三？）”；还有的猎人进山之后，随手折一根树枝，向这个山扫一下，向那个山扫一下，再绕自己所在的山头扫个圈（三座山），然后盘腿而坐，口念咒语，名为“下法”。——传说这样做了，野兽就会“迷”路，总是在山里转来转去，不会逃走。②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梅山巫术的原初仪式对“三”这个数字的广泛运用，更注意到了这个仪式对“三”的运用是将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迷惑”野兽！这与古汉语中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多中国民间宗教仪式及道教、佛教中对“三”这个数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在无意识中也是源于人类在数觉阶段所形成的“三”的心理积淀，但梅山巫术的用法更为古老，是对原始数觉“极限数”——“三”的“迷惑”特性的直接运用，属于一种更典型的原始数觉的“原生态遗存”。

梅山巫术中这种用“三”来“迷惑”动物的原始数觉特性，是梅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在上峒梅山的山林狩猎活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外，在中、下二峒梅山的水域平原农耕渔牧活动中也有反映。如，具有梅山神力的中峒“活梅山”在放鸭时，要用一根竹尖鸭梢“朝天划三个弧圈，再向前摇晃三下”，据说这样做了，鸭群就会朝着他指定的地点而去；而且到那里后，只“在鸭梢圈定的几块十几块田里的附近范围活动，从不越雷池半步”。下峒梅山巫术活动中“三”的运用要隐晦些。下峒“活梅山”在水田或水塘捉泥鳅时，首先要把捉到的第一条泥鳅的尾巴用口咬断，然后放回水里，据说这样做了，在捉泥鳅时泥鳅就会随手而来；但等到再捉到那条被咬断尾巴的泥鳅时，却不管这时捉到了多少泥鳅，整个捉泥鳅的活动就必须结束。③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呢？我认为这也是运用“三”来迷惑捕捉对象的一种巫术行为。这个过程很像易经阴阳二爻的形成和单卦的排序过程：第一条泥鳅表示阳爻“—”，把它咬断则裂变为阴爻“——”，这就恰好构成了一个数字“三”，把它放回水里，就是用“三”去迷惑对象；而再捉到那条泥鳅，表示复得阳爻，即一个单卦（“离卦”）的排序过程结束，所以必须停止捕捉泥鳅的活动。

梅山先民在原始数觉时期形成的这种对“三”的“迷惑”，不仅成为“三峒梅山”巫术的基本构架，更被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继承和定格在了梅山神张五郎身上。——在梅山文化中，张五郎就是一个具有“迷惑”法术特征的“倒路鬼”！梅山地区都这样传说：某人走夜路，如果在非常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转来转去又转到原处，怎么也走不出去，那他便是碰到了“倒路鬼张五郎”；因此，张五郎又叫做“倒路张五郎”。

在梅山地区，人们往往还要在“三”岔路口立一块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个字。一般传说这是为了挡“将军箭”，但“将军箭”与三岔路口毫无关联，因此我认为这最初也应当是用来防“倒路张五郎”的：在下峒梅山，张五郎又称“坛主”，据说他常常用箭射人（梅山人骂人常说：“你这坛主射的！”）。人们在三岔路口的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字，便是想以此作为咒语来挫败张五郎的法力，不让他的“迷惑”之箭射中，从而在三岔路口不迷失方向、走错路。

梅山巫术原初仪式中这种用“三”去迷惑渔猎对象的巫术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原始思维互渗律的体现。所谓原始思维互渗律，是一种决定原始社会集体关于它自身和它周围的人类群体与动物群体关系的思维规律。布留尔说：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都具有一种可被感觉到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和作用，并且，这种神秘的属性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行动，通过接触、传染、转移、远距离作用、亵渎、占据、感应等想象的形式，作用于其它客体、存在物、现象；从而使原来的那些客体、存在物、现象同时既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事物就是通过原始人想象的“互渗”关系彼此关联起来的，在其反映形式上，某种集体表象也就与其他的集体表象彼此相互关联。④

梅山巫术对“三”的运用，正是企图通过这样一种想象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把“三”的神秘力量传递给动物。在梅山原始人类眼里，动物和人是同一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他们以为：“三”这个数字既然能迷惑人，肯定也能迷惑动物，从而他们在巫术中频繁地使用“三”，用“三”这个迷惑着人类自身的数字去迷惑野兽，以达到猎取野兽的目的。

梅山初民的这种原始思维互渗观念，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从经济形态看，整个狩猎分配过程具有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从原始宗教崇拜看，很多原始宗教礼仪保留着明显的原始生殖崇拜内容，因此，在其巫术活动中出现原始思维互渗观念，是很自然的。

至此，就梅山文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原初的梅山文化，是一种以原始数觉极限数——“三”为媒介，借助“三”的“迷惑”力量，通过想像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迷惑对象来开展渔猎活动的原始巫文化。她应产生于中国原始人类的“数觉时期”，是形成中国哲学“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念的文化源头。而所谓“梅山”，其真实含义应为“媒三”（梅山腹地新化方言“山”即读为“三”）；所谓“梅山文化”，其实也就是“媒三文化”。——“梅山”，当为后来的梅山文化圈以外的儒生们记音之误。

二、“张五”与“端午”的语言学解析及其所隐含的原始数理文化内涵

张五郎是大家所公认的梅山神，要完全弄清楚梅山文化，必须对张五郎这一神像所包含的原生文化内涵作更深入的剖析。然而，宋开梅山后，随着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及道教、佛教文化的大量侵入，原初的梅山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梅山神张五郎也被融入了太多的儒、道文化内容，以至我们今天对他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表层而很难达其内里。

关于“张五郎”这个神祗的诞生，民间主要有四种传说：1、“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诞生说”；2、“盘古——黄斑犬说”；3、“太上老君女婿说”；4、“青州知府张世魁说”。这四种传说明显地有一个从原始文化到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的时间流变过程。后两种传说虽然流传面更广、影响更大，而且直接承传在今天的梅山巫歌中，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是张五郎之所以为神的本来面目。

前两种传说主要分布在今梅山腹地新化、新邵、冷水江一带和与今绥宁“梅口”（“梅山入口”）毗邻的城步县一带，具有鲜明的远古“葫芦神话”和“创世神话”色彩，比较符合张五郎作为原始狩猎神的时代特征和梅山文化作为原始渔猎文化的文化属性，我认为它们应是关于张五郎的最早传说；第三种传说隐约保留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期的某些原始文化因子，更多的是反映了宋开梅山后所融入的道教文化内容，标示着道教文化对梅山文化的改造与融合；第四种传说仅保留了张五郎的狩猎神原型，体现了儒家“官本位”文化对梅山文化的强势扭曲和彻底变形——由此产生了一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文化特征：民间所信仰的关于张五郎的巫术内容是原始时代的，而张五郎却成了具有“儒官”身份的猎户。这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后来成为张五郎传说的主流，经过若干代的口碑相传，以至我们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包括不少梅山文化研究者）都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顺着第一种传说往下研究，我发现“张五郎”之名并不是指“姓氏排行”，而与“端午节”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张五郎”就是“端午节”的人格化。

我这样说的理由不仅因为在今梅山腹地尚有张五郎诞生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的民间口头流传——在这个传说中，他就被称为“端午郎”；而且还因为“张五”与“端午”在语源上的完全相通：

在古汉语中，“张”、“端”二字是同源字，其语义相同，声音相近，可以通用；在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中，“张”、“端”二字同源则更为明显：新化称“正月”即称“张月”或“端月”！

“五”和“午”也是同源字，二字完全同音；“午”与“五”语义密切或即为“五”。《广韵》释“午”：“交也”；《韵会》：“一纵一横曰旁午，犹言交横也”；《仪礼•特牲馈食》：“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注：纵横割也”；《礼•内则》：“男角女羁。注：‘午达曰羁。’疏：‘度尺而午，令女剪发，留其顶上，纵横各一，相通达也。’”——这简直就是甲骨文“五”字的绘形。因此，“端午节”在古代也称“端五节”。

其实，在先秦时期，“张五郎”便称“张五即”——“张五节”。传说他是楚庄王时期的一个巫师，曾成功地为楚庄王求雨，楚庄王很高兴，在“即”字上加了一点，便成了“张五郎”。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今仍称“郎”（男孩）为“即”，如“二毛即”、“猛子即”等；称送节日礼物为“送即”，如端午给岳家送礼称送“端午即”。“即”与“节”一音之转，可见“端午节”亦即“张五节”。

端午节即“张五节”，我们还可以从汉以前传入朝鲜的“端午节”民俗中找到旁证：朝鲜后期学者洪锡谟的《东国岁时记》载，端午节时王家“观象监本朱砂拓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据有关学者研究，“蚩尤”是“张五郎”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在今天的梅山傩舞中，梅山巫师仍带着蚩尤面具作为标志。⑤因此，这里所说的“蚩尤”，也应是指的“张五郎”——在梅山地区，张五郎除了是狩猎神外，便兼有给人治病的“巫医”身份。

从梅山地区流传的“盘古——黄斑犬”创世神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五郎与端午节的紧密联系。在古梅山地区，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张五郎是一条“黄斑犬”（盘古），有一次人类遭遇齐天大水，他为人类抢救稻种，在稻谷堆里打了几个滚，将身上粘满谷粒，想从大水中抢运出来，但最后身上粘的谷粒都被洪水冲走了，只剩下尾巴上粘的那一串没有被冲走，后来人们就用那串稻谷做种子，所以水稻只有上面的穗子长谷粒。这则神话中的“齐天大水”神话元素和“黄斑犬”神话元素，在“端午节”中都有反映：

端午节处于雨水多发季节，今梅山地区仍有每年看“端午水”的习俗。一年一度的“端午水”，承载和传递着梅山先民在远古时期的创世洪水神话中留下的永恒记忆：端午节划龙舟，很可能就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所遭遇的那场毁灭性洪水中划独木舟救人的记忆残留；而往水中丢粽子，是为了纪念和感谢那只在洪水中为人类抢救稻种的黄斑犬（张五郎）。——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粽子为什么要做成有棱有角的样子？以前谁也没有去深究。其实，这就是“狗头”的状形，梅山腹地新化旧时称粽子称“狗头粽”；与此相对应，因蚩尤以“牛”为图腾，新化还有一种很长的粽子称“牛角棕”。因此，粽子应是梅山先民犬图腾和牛图腾崇拜即张五郎——蚩尤崇拜的产物。

由上进一步推论：我认为张五郎的名字隐含着中国原始人类从“数觉阶段”向“计数阶段”突破的一段珍贵的文化记忆，“端午节——张五郎”是中国初民从自然与人事两个方面记载开辟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个纪念性文化符号。

如前所述，“数觉”和“计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若干种鸟类也有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原始数觉。而“计数”则是人类的特殊才能，可以说，人类从数觉阶段发展到计数阶段，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三”作为原始数觉的极限数，曾经长期迷惑着中国初民，当中国初民的数理思维迈过“三”的门槛，突破到“三”以上的计数时代后，他们开始用积累起来的数理思维经验从天文、地理上重新整合世界，于是产生了“十月太阳历法”和“五方”观念。

“五”是人类思维开发到“三”以后的计数时代所诞生的一个“中心”数。在太阳十月历法中，它是十月时间轴上的“中点”，标志一个太阳年的回归位数；在五方观念中，它是五方的“中心”，标志着五方空间的形成数。可见，“五”在计数时代的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五”，就没有“十月太阳历法”，也不会有“五方”观念，中国初民将依然处于时空的迷茫之中。因此，“五”，成为中国先民迈进计数时代的重要标志。

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应是中国初民一段最难忘却的记忆，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由此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铭记这段记忆，于是人们将太阳十月历中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而这段记忆的人格化，便诞生了“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因此，所谓“端午节”、“张五郎”，也就是“开五节”、“开五的人”的意思，其用意是标示“五”的时代的开始或开端。“张”和“端”二字本来就是“开始”的意思。“张”的本义即“开弓”。在现代汉语中，“张”、“端”二字仍保留有如“开张”、“开端”的用法。因此，“张五”、“端午（五）”，其实也就是“开五”或“‘五’的开始”。

然而，虽然“张五”、“端午”都是表示“开五”的意思，二者在表示“开五”的意义上仍是有区别的。“端午节”做为一个时令节气，它居于十月太阳历的中间，主要是从时间上突出“五”的时代的开始；而“张五郎”作为一个原始部落英雄集合神，肩负着为氏族开辟生存空间的重任，则更多地体现了“五方”空间开拓者的特征。

在梅山巫仪中，张五郎是统帅着东、南、西、北、中“五路猖兵”的最高军事首领，梅山人的每一次重大狩猎活动，都要念“五郎诀”，请张五郎发“五路猖兵”。“五郎诀”的手诀完整地体现了开辟五方的过程：张五郎的化身——“巫师”先将五路猖兵紧攒于手诀中，然后依次按东、南、西、北、中五方把五路猖兵差出去：右食指表示东五猖，右拇指表示南五猖，左手小指表示西五猖，左手拇指表示北五猖，左手中指表示中五猖。显然，张五郎的“五路猖兵”统帅身份，其实就是“五方”开辟者的身份。

张五郎的这种“五方”开辟者身份，在梅山文化传播区流传很广，如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观音乡等地的《梅山图》中，便有“五方开方先公”。在梅山腹地冷水江岩口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搬锯匠”、“搬五台山”等巫仪，展示的都是张五郎开辟五方的内容。“搬锯匠”表面上讲述的是梅山先民上山砍伐寿木的故事，先沿东、南、西、北四方山依次选材，都没有选中，最后在中方山上选中了，实际上隐含的就是张五郎这个英雄集合神寻找方位，开辟五方的过程。“搬五台山”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倒立（倒挂）张五郎”开辟五方甚至八方的“情景”，这个巫术活动由一个身着长衫、头扎红巾的巫师表演，道具是两张梅山地区常见的八仙桌，代表五方和八方空间。巫师先依次将头倒顶于一张平放的八仙桌的四角（四方），身体垂直倒立，然后将头倒顶于桌子的正中间（中方），倒立旋转360度，表示五方开辟成功；接着将另一张八仙桌倒放在第一张桌的桌面上，两张桌的桌面平贴，双脚依次反勾于上面那张桌的四个方位的横枋上，将身体倒挂，最后又依次将头倒立于上面那张桌的四根脚柱顶端，表示八方开辟成功。整个表演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充分反映了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开辟五方、八方空间的艰辛。

在梅山地区出现张五郎这个标志着中国初民从“三”的数觉时代向“五”的计数时代突破的原始部落英雄集合神绝非偶然。从紧靠梅山文化核心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1.4万年至2.2万年前的人类最早的原始栽培稻和大量的动物残骸。动物残骸中有许多的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罕见的。这说明梅山文化圈的原始人类的思维已经很发达，能认识天时去栽培植物和用技巧发明工具去捕捉鸟禽；而鸟禽食物的获得及稻粮的栽培成功，又扩展了原始人类的食谱，反过来更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和智力的进一步提高，这就为梅山地区原始人类走出迷茫的数觉时代进入理性的计数时代提供了必要的智力开发的客观物质基础。

今梅山地区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如“牛角棋”、“争高位棋”、“成三棋”、“锁棋”、“豆腐棋”、“裤裆棋”、“夹担棋”、“五行棋”、“五子飞棋”等对促进数理思维极有帮助的古老而奇特的棋艺。特别是“五子飞棋”流传甚广。这种棋艺俗称“卧岛”，相传源于远古时代的抢婚制。梅山远古婚俗，男女双方要在离各自村落一里许的地方布一“卧岛”，即设一“五子飞棋”。我们知道，婚礼是人类繁衍的重要仪式，在婚礼上出现“五子飞棋”，可见梅山先民对人类数理思维的开发是何等重视！⑥我认为，上述棋艺所反映的梅山先民对开发数理思维的重视，是他们得以从“三”的数觉时代跨入“五”的计数时代的主观原因。

综上所述，端午节是纪念张五郎的一个节日，“张五”即“端午”亦即“开五”。“张五郎”的名字铭刻着中国先民从迷茫的数觉时代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段深刻的文化记忆。张五郎作为伴随着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而形成的英雄集合神，他的身上不仅有中国初民原始数觉时期迷惑于“三”的影子，也隐含着中国初民进入“计数时代”后整合世界的丰富的生产生活内容。著名学者萧兵先生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段文明发展史。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梅山文化，我们看到了梅山文化的一个崭新天地。

三、张五郎倒立形象的“一元”指向及其对易卦六爻编码排序的影响

在《中国百神全书》、《中国寺庙200神》、《中国鬼神精怪》等书中，都没有收入“张五郎”，这足以说明他的神秘性；在中国有史以来的诸位神祗中，张五郎是唯一倒立的一个神祗，这足以说明他的奇特性。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的身上，到底还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

今天我们所常见的张五郎神像，是一个约五寸高，用木头或葡萄藤雕的倒立形象：手撑地、头朝下，两脚倒伸向上；大都身着官服、头带官帽，有的还描了彩漆。我所见到的最早的张五郎神像，是明万历四十四年由一个叫曾子瑞的人绘在一张近3米长、约15公分宽的“梅山图”上的。2000年，我在新化县宗教办刘伟主任的陪同下，在该县上梅镇青石街袁建和先生家第一次见到了这张“梅山图”（据袁先生介绍，这张图取自一个菩萨的“肚腹”）；六年后，我找到袁先生拍到了这张图。这张图上的倒立张五郎神像与今天民间流传的很有所不同，无衣服，头顶一个“三角形”帽，双手撑着一个“离卦”。其右侧是五个鸟头“雷神”像和一个上下长着两个人头的“车神”像，接着是五个手握鸟的裸女“五猖”像；其左侧紧连着两个大鸟头，接着是四只鸟从四角飞向中间的日形光圈图，再接着是两条相对的龙、三个穿兽皮裙的男子像……。这张图充分说明张五郎的来历的确非常古远，他应来自人类文明的原始时期。他的倒立形象绝非像后来人们所附会的那样，是太上老君之女吉吉令其倒立，或打猎时摔下悬崖倒挂树上这么简单，一定铭刻着人类远古时期一段更深刻的文化印迹。

我认为，张五郎的倒立形象标示着中国远古人类的一种最原始的宇宙视角。上文提到的今天梅山地区流传的“搬五台山”巫仪中张五郎用头倒立着逐一开辟“五方”的过程，便是这个倒立着观察世界的原初宇宙视角的体现。

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叫《〈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的文章中论到西方人和中国人宇宙视角的不同，指出其在思维上一个是习惯于“横”着看宇宙，一个是习惯于“竖”着看宇宙。并认为“这可能是受原始思维‘天人同构’观制约之故”。在中国原始文化和古希腊原始文化中，其“天人同构”观已有“竖”式和“横”式之别。在中国原始初民眼里，宇宙由混沌中开辟之时起，就是一个立着的人那样的竖式长条结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很好的说明了这种观念。在这则神话中，天（宇宙），是由盘古（人）站着撑开的。汉字“天”就是一个立着的“人”。而在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之一——两河流域文明的创世神话中，天（宇宙），却不是由站着的人生出来的，而是由横躺着的人生出来的——天和地是英雄玛尔杜克将提亚玛特的尸体横剖为两半所造成的。在文中，我还从西方与中国文字符码排列的区别——西方从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线性文字起均是由左至右横排和中国从殷商甲骨卜辞起都是由上到下竖排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这种区分应当是很有深意的。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智慧和思维的物化态，它不只是一种书写符号、不只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而已，它还应是人类心灵中宇宙空间‘形状’的反映。它的排列组合方式绝非偶然，这表现出宇宙空间在人的思维中的坐标位置序列的不同。”⑦

现在，倒立张五郎形象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有了“两个”盘古视角（如上所述，张五郎亦即盘古），一个是站立着看世界的，一个是倒立着看世界的，这就又多出了一个宇宙视角！到底哪个宇宙视角更早呢？联想到古老的易经卦爻由下到上的排列顺序，无疑“张五郎宇宙视角”更早。易卦为什么与后来的中国文字从上至下排序的习惯不一样，而是由下到上排序的？这也是长期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解开了张五郎倒立之谜，或许也就解开了易卦从下到上排序之谜。

我认为，张五郎倒立着看世界的宇宙视角，是人类从母体来到世界上的原初视角，是中国原始人类对人之诞生这种生命现象的一种最初印象！

人的胚胎在母体中成形、生长、发育一般有9个余月，称“十月怀胎”。从第二个月到第七个月，胎儿在母体中都是头朝上的；从第八个月到出生前，身体完成往下旋转的过程，双脚蜷局交叉朝上，头部朝下。因此，人出生时总是头朝下倒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对人类的生殖繁衍特别关注，大量的原始生殖崇拜现象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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