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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国人“铲平习惯”，具体到爱情方面，就进一步演绎成为潘绥铭所极力讥讽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偏管他人床上事”的坏习惯。“各人自扫门前雪，偏管他人床上事”的坏习惯的上半句和下半句是相当对立的，但是却是客观事实。简单解释就是：虽然当今社会上，人与人关系似乎越来越冷漠，彼此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见义不勇为的情形越来越多，越来越显示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特点，但是“偏管他人床上事”往往是通过舆论谴责等方式来完成的，由于这样的方式很少会带来意外伤害，因此一些人才乐此不疲。“偏管他人床上事”也与我们国民人格特征有密切相关。台湾学者杨国枢指出：中国人具有他人取向的人格特征。他人取向是指中国人在心理与行为上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一种强烈趋向—对他人的意见、标准、褒贬、批评特别敏感而重视，在心理上希望在他人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在行为上则努力与别人相一致。他人取向所强调的，不是当事人与他人的关系，而是在消极方面要尽量避免他人的惩罚、讥笑、拒绝及冲突，在积极方面要尽量获得他人的赞同、接受、帮助及欣赏。这里所说的“他人”既不是指对偶的人际关系中的对方，也不是特定的角色关系中的他人，而是泛指非特定对象的他人。他人构成了一个人之真实存在的或想象之中的“观众”或“听众”，他们常是以复数的形式存在，但有时也可以个别的方式出现。可能或曾经作为自己的观众或听众的他人，不仅包括自己所不认识的人，而且也包括自己所认识的人，甚至也可以是在角色互动过程中的家人与熟人。“叫我如何面对世人”中的“世人”，“社会大众会看不起我”中的“社会大众”，“无颜见江东父老”中的“江东父老”。“邻居都和我相处得很好”中的“邻居”，“朋友都喜欢我”中的“朋友”，“家人都不了解我”中的“家人”，“我总是不如别人”中的“别人”，对当事人而言，都是这里所说的他人。由于中国人的“铲平习惯”与“他人取向”，因此如何对待风情、浪漫或者爱情？典型地表现出一统则一潭死水，一放则控制不住的局面。由于铲平欲望，限制欲望文化的主流，因此世人往往都得以摩拳擦掌，时刻注意铲平别人的传奇与浪漫啦，甚至稍微出格一些的也是不能被容许的。甚至公开场合的谈情说爱，举止亲昵一些，也会招致别人的轻蔑，甚至粗暴的干涉。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性强记，经目不忘。博古通今，世罕其匹”。他的思想也颇为开通进步，认为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其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做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樽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樹门，夜闻新鬼求返魂。王小波在其小说《黄金时代》中，非常典型地描写了禁欲主义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于“床上事”的极端好奇，极端窥视后的极端地铲平意识行为。军代表找我（王二）谈话，要我写交待材料。他还说，我搞破鞋群众很气愤，如果我不交待，就发动群众来对付我。他还说，我的行为够上了坏分子，应该受到专政。……最后我们被关了起来，写了很长时间的交待材料。起初我是这么写的：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的关系。这就是全部。上面说，这样写太简单。叫我重写。后来我写，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说，这样写缺少细节。后来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我们俩第四十次非法性交。地点是我在山上偷盖的草房。那天不是阴历十五就是阴历十六，反正月亮很亮。陈清扬坐在竹床上，月光从门里照进来，照在她身上。我站在地上，她用腿圈着我的腰。我们还聊了几句，我说她的乳房不但圆，而且长的很端正，脐窝不但圆罗，而且很浅。这些都很好。她说是吗，我自己不知道。后来月光移走了，我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她拿走了，接着吸了几口。她还捏过我的鼻子，因为本地有一种说法，说童男的鼻子很硬，而纵欲过度行将死去的人鼻子很软。这些时候她懒懒地躺在床上，倚着竹板墙。其他的时间她像澳大利亚考拉熊一样抱住我，往我脸上吹热气。最后月亮从门对面的窗子里照进来。这时我和她分开。我后来和我们学校人事科长关系不错。他说当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别人写的交待材料。我想他说的包括了我写的交待材料。我以为我的交待材料最有文采。因为我写这些材料时住在招待所，没有别的事可干，就像专业作家一样。在审判王二和陈清扬的时候，军代表们站在道德制高点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在集体窥淫的过程中，在道德优势的外衣下军代表们却又是集体道德沦丧的，这种情况下，军代表们个个都是道德卫士的代表，王二的供诉反而加强他们的优势感，同时集体性又使得他们没有任何负罪感。文革中，类似于王二和陈清扬被集体窥淫被当众羞辱的情况比比皆是。刘绍堂《孤村》中也描述了这样的文学典型：周翠霞（破鞋）有头无脑，金宝库（浪子）鼠目寸光。双降两级工资之后应该叶落知秋，走了背字儿仍不收敛；十年内乱大难临头，这出连台悲、喜、闹剧一开锣；他俩就成了祭旗的头刀菜。县剧团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牛鬼蛇神有如过江之鲫；周翠霞和金宝库更是众丑之首，众矢之的。唱丑的嬉皮笑脸，金宝库的脸皮厚得能磨剃刀子，竟然忍受不了造反小将的百般凌辱；临死唱了一出《碰碑》。头撞南墙而亡。周翠霞虽然惯演淫妇娼女，但是脖子上挂了十八只恶臭的破鞋，又被剃了个阴阳头，敲着一面文武场的破锣在县城里游街，也羞得抬不起头；恨不能地裂一缝，一头钻进去。有人提出，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坏人推论”习惯是相当顽固的。他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坏人推论”习惯。 2003年西北大学的学生为了几个日本留学生演出的下流滑稽小剧而愤然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甚至发展到殴打与此事无关的日本人和打砸日本人商店。其大致情形是：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外语文化节上，一个日本外教和三个日本男留学生演了一出叫做《日本舞》的小短剧，其中三个男留学生上身穿红色胸罩，腹部系一个作生殖器状倒扣纸杯，三个人背上写有“中国”“日本”和代表爱情的“心”形图样。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打开日本电视，常有这种男扮女装的低俗滑稽表演，也许日本人比较欣赏这种滑稽表演吧。虽然说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滑稽表演，但中国人应该能容忍这样的性风俗表演。如果日本留学生只是在背上写“日本”而没有写“中国”字样的话，中国大学生大致仅仅嘲笑一番日本人下流低俗，绝不会想起来抗议日本人不遵守中国的风俗习惯，更不会搞到上街游行的地步。问题就出在日本留学生身上写的“中国”字样。穿着低俗下流服饰的表演者身上写“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往“好”的方面设想，也可以往“坏”的方面设想。往“好”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好意，想用“中国”“日本”和“心”形图样来表示中日友好，只是方式粗俗了一些；而往“坏”的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则怀有恶意，想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尽管有少数人对日本留学生的行为进行“好意”推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对日本留学生进行了“恶意”推测。西北大学的同学一想到日本人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又怎么能容忍呢？因此引爆反日大游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表现出中国人“中华思维”的特点之一：用口语说是“把人往坏的方面想”，用学术一点的话则是“坏人推论”。鲁迅在小说《孔已己》中有这样的描述：“外面的短衣主顾……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掺水也很为难。”这段描述反映出中国顾客对商店的“坏人推论”心理，认为店家一定是不诚实的，一有机会就要往酒里掺水，所以才要盯紧店家的手脚。中华思维的“坏人推论”，还影响到中国的法律制定。西方国家的司法精神是“好人推论”或“无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有罪，该人就是好人。宁可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司法精神是“坏人推论”或“有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无罪，该人就是坏人。宁可错杀一千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以前中国法庭的做法是：把被告带到大厅上，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给被告一个所谓的“下马威”。法官先假定被告是“刁民”，不打一顿就不会讲实话。然后再由被告为自己辩护，陈述冤屈，当然被告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不能请人为自己辩护。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而被告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那就要判罪。“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使我国传统的人际交往策略还是一个“防”字当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难度量”。有人描绘现在与人交往：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深了不行，浅了也不行。所以老是心惊胆战，小心翼翼。由于不习惯坦诚、开放、轻松自如的交往风格，导致或怨天尤人，例如有的怨女说什么“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或哀伤不已，或封闭自我，拒绝交往。友情难以发展，爱情的开展同样受局限。现实生活中，家长的恐吓教育不断地强化着人们的“坏人推论”的思维习惯，甚至连小孩子睡不着觉，父母居然会用“黑鬼咬你”“再不睡牛头马面就来勾你的魂”“再哭让拉登带走”“人贩子来了”等方式让不谙世事的孩子从小就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受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到处都是“坏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可以随处可见家长或长辈对孩子的恐吓，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乱吃别人给的东西等等；在学校教育中也随处可见老师对学生的恐吓，如再不听话让你的家长来学校、再不完成作业带你去见校长，好像校长就是传说中的魔鬼；课堂上教师的恐吓语已经成了部分教师无意识的口头禅。中国人独特的“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在爱情方面自然会产生铲平心理。我自己曾经很偶然地听到了我们学校外国语学院一位女教授谈论杨振宁与翁帆之间的爱情。她神神秘秘地看着我说：“没有想到，原来杨振宁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以前对他的印象还不错，现在他的形象肯定要大受影响啦！”而在一般人的眼睛当中，翁帆肯定是不幸福的，杨振宁应该属于“老牛啃嫩！”，这是多么荒谬的坏人推论思维？事实上，他们的爱情才具有传奇的浪漫色彩。除了文化原因以外，人们的心路历程会影响对他人的态度。一般认为：受害者稍有不慎，是容易成为害人者的。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军代表之所以要竭力主导摧毁王二与陈清扬之间的爱情，作者交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军代表向陈清扬提出性要求的时候，挨了陈清扬的大嘴巴子。因此恼羞成怒，要寻衅报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恶婆婆往往是限制青年人浪漫的典型文学符号。这些在《孔雀东南飞》和陆游与唐婉的诗词中，都有经典的描述。而恶婆婆从何而来，她们就是由苦媳妇熬过来的—“多年媳妇熬成婆”，这种狠毒甚至无法控制。鲁迅精辟地分析恶婆婆心理：“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而不得已才过着独身生活的人，精神上难免发生变化，性格以“执拗猜疑阴险”的居多。正是因为“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意。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在这样心境下苦苦度日的妇女，人格已被严重扭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便会“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掌握家长的权利后，同样显出蛮横专断、阴险毒辣、乖戾自私的心理特征，如芝寿的婆婆七巧、薇龙的姑妈梁太太、段绞卿的嫂子和母亲。张爱玲非常尖锐地指出，如果母亲遭遇了非常不幸的经历，她们对待儿女的心理也会发生可怕的扭曲，她们也会加害更无辜、更衰弱的子女。在《金琐记》中，张爱玲描绘了母亲七巧的人格变态与扭曲。张爱玲耐心地通过七巧对情人、对儿女的态度上的细节刻画，不动声色地将七巧的人格破碎清晰地展露在读者面前。张爱玲揭示出弱者的反抗对象不是指向强者，而是指向更弱者。张爱玲笔下的七巧是个悲剧女性，她的一生是女性双重身份(妻性、母性)的遗失过程。七巧一生受到权力的奴役，兄嫂的婚姻之命她要接受，朱门大户的婆家对她的任意摆布她要听从；情欲煎熬她要忍着，为了确保自己能分得一份遗产，她在生命最张扬、青春最绚烂的时候饱受情欲的折磨恪守妇道；为了守住自己年轻守寡才换来的黄金，她又毁了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段有关幸福的向往，她只剩下了黄金，还有属于她的两个孩子，作为独立的女性而言她一无所有。她一生受权力的摆布，原本鲜活娇艳的生命在宗法父权社会统治的刀锋上转辗、枯萎、老去、僵死，最后她变成干瘪阴骘的老太婆，一个封建家长的权力符号。她终于拥有了操纵黄金的权力，她牢牢守住不让任何人占去便宜，为此她赶走等待了一生的男人，为此她百般阻止年近三十女儿的婚事。没有权力时七巧受权力奴役，有了一点权力就要暴虐地疯狂发泄，她终于拥有了控制别人命运的权力—却是她的子女。可怜的七巧将她一生受的苦难与煎熬发泄出来，结果逼死儿媳，儿子不敢再娶；吓走准女婿，女儿一生未嫁。报复的激烈程度只能证明七巧经受的磨难之深重，所受折磨之难耐。七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母形象，七巧已不再是生命之源的母亲，而成为父权制下制造女性悲剧的同谋者，是被父权制文化驯服的在女性中的代理人。七巧母性的缺失意味着七巧被“他者”彻底压制，取代七巧身上“母性”的是“父亲的影子”。母性的丧失在七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七巧缠着儿子整夜为自己烧鸦片时；当七巧把儿媳的隐私作为谈资笑料四处兜售时；当七巧不动声色地向大龄女儿的求婚者暗示女儿有鸦片瘾时，七巧的破碎人格已得到最大限度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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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自己的感受和价值观：首先，你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感受和价值观。你是否感到内疚、自责或不安，或者你只是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如果是这样，你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以了解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2.考虑后果：其次，你需要认真考虑后果。你的行为可能会对你的未来产生影响。你需要考虑你的学业、职业发展、人际关系以及你的道德和伦理标准。

3.寻求专业帮助：如果你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或者你的行为对你的未来产生了影响，你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你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伦理学家，以了解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4.保持沟通和理解：最后，你需要保持沟通和理解。与你的男朋友坦诚地交流，并了解他的感受和想法。同时，你也需要与你的老师、家长或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以了解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总之，上学期间和男朋友做床上事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你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感受和价值观，并寻求专业帮助，以了解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同时，你也需要保持沟通和理解，以避免对你的未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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